城市人的旅遊：周而復始的出走與回歸
文／蕭 恒
每次蠢蠢欲動想離開香港時，我都對自己說，唯有離開香港才能放下手頭上的工作，好好休息「充電」。全球化如今天，可幸out of town 仍是一個不能處理公務的理由。雖然無遠弗屆的通訊工具令這個理由不及從前理直氣壯，但除非你是公司高層要員或者閣下的公司刻薄異常，否則對一名打工仔來說，旅途上不以高科技器材繼續工作的罪名，嚴重程度總及不上窩在家裡而不接公司來電。城市人的存在意義彷彿就是不斷工作生產。面對這種壓力，可幸我還能夠以旅遊作為逃避，可悲的是我也只能夠這樣逃避。
我要求的只是暫時擺脫工作，身處何方倒不重要。但我委實不能無視世俗對一個現代城市人的期望，唯有以空間上的轉移換取短暫時間，既能暫時放下排山倒海的工作，又不必為此自疚。然而內心深處卻知道，出外旅遊「渡假」、「休息」、「行開下」，其實並不是抗衡城市生活裡的一場短暫勝利，而是我們最終回歸那種崩緊精神狀態的前奏。
旅遊時以最少時間遊覽最多景點那種分秒必爭，忙碌的程度也許與日常工作無異。文化論者則言，我們由選擇旅遊地點到旅途上所作所為其實也走不出一套既定的法則，旅行和上班同樣成為城市生活裡的一種儀式 (ritual)。他們甚或指出不斷消費的旅遊活動其實與打工賺錢一樣，肥了資本家的口袋，支撐著壓迫城市人的資本主義社會，因此工作與旅遊只是一個銅幣的兩面。
上述的論述固然有理，但我之所以體會到以旅遊抗衡城市生活終必失敗，主要還不是因為理論告訴我旅遊活動如何地與資本主義合謀。當城市生活融入成為我的一部分之後，能夠心安理得地放下工作的那份短暫歡愉，怎麼說也比起馬克思主義的批判來得更加貼身。饒是如此，個人的真切體驗卻教我明白，旅遊帶來的歡愉與痛苦最終只是一場零和遊戲。
每次離港前，總有無數迫在眉睫的工作必須完成。眼見自己將停工數天，在城市生存所磨鍊出來的那種對日期時間的敏感告訴我，自己必須將工作提早完成。至於旅遊歸來後，辦公室裡又必然會有積壓多時的工作來迎接旅遊過後疲憊的身心。來一次遠遊？那簡直比生孩子還要偉大。不記得誰說過，勞工法例規定產婦可以前四後六放十個星期產假，但你放大假就得前四後六加班十個星期！為了暫時逃離工作，旅遊前後我們卻得面對更加沉重的壓力。
為了旅遊，出發前歸來後的日子變得更加難熬；然後生活越是緊張，我們越想再次外遊，就算明知那要付上沉重代價。情形就像吸毒，毒品可以令我們在片刻舒緩毒癮帶來的痛苦，但過後只會更加沉淪。生於現代都會，我別無他法，繼續工作、旅遊、再工作，周而復始支撐著我們賴以為生的都市。我也上了癮似的出門旅遊，上個月剛從台北旅遊回來，現在想著何時可以到沙巴渡假去。
延伸閱讀
章嘉雯：〈旅遊: 另一種競賽〉，收於吳俊雄、張志偉編《閱讀香港普及文化1970-2000》，牛津大學出版社，2001，頁397-399。
(原載《Re-Claim》Issue 0502，頁5，2005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