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鞍華電影中的記憶：身份．歷史．對話
文／蕭 恒 (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香港文化工作坊系列」傳訊顧問)
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及全球化及文化研究中心於2003至04年會籌辦一系列「香港文化工作坊」，為學生、學者和文化工作者創建思想交流的平台。負責策劃整個系列的比較文學系助理教授張美君博士指出，這是一連串「以學生為本」的活動，讓本科生和研究生有機會討論對香港文化的觀察。本年12月1日舉行的「許鞍華電影中的記憶」工作坊為這個系列揭開序幕，請來著名導演許鞍華現身說法，回應鄭國雄、郭麗容及 Nicole Hess 三位現正或曾經於比較文學系修讀本科 / 碩士課程的學生對其電影的看法，並和台下觀眾分享意見。
《千言萬語》．香港記憶
「記憶」是許鞍華電影中重要的課題，引領電影穿梭今昔，讓過去與現在開展對話。對許鞍華來說，歷史仍然充滿活力，在不斷塑造今日的世界，而不是斷裂地存在於過去之中；我們身處現今審視過去，也會不斷重新作出詮釋，賦予歷史生命。在她的電影中，回憶不是撫今追昔，也不純然是為解釋現狀提供來龍去脈，也許反而是一個主動建構身份的過程。
郭麗容的討論環繞《千言萬語》(1999) 裡的香港身份問題。《千》是許鞍華最為言志、發人深省卻又備受爭議的作品。許鞍華在會上也坦然承認，她由一個理念而非感覺出發拍攝此片，正是這齣戲的敗筆所在。儘管如此，《千言萬語》卻為透析香港身份的建構提供了一個極豐富的文本。郭先引用李焯桃的觀點，指戲中蘇?的被姦和失憶其實隱喻「港人集體心靈創傷」；然後她進一步指出《千》以「不會忘記」作為最後一節的標題，以及蘇鳳最終恢復記憶，都是指向香港人要坦然面對七八十年代艇戶上岸、無證媽媽等社會動盪，以至八九年六四事件的政治創傷，才能與歷史進行磋商，最終產生「家在香港」的歸屬，而這種香港身份正是由回憶昔日的爭扎而來。
在塑造身份的過程中，集體記憶與個人記憶不斷互動。許鞍華既嘗試在集體記憶中尋回自己的身份，也企圖透過個人經驗把身份投射至整個香港。郭麗容指拍攝《千》對許鞍華來說有雙重意義：許於七十年代當電視台導演時經常拍攝社會題材的片集如《北斗星》、《獅子山下》（特別是「橋」那集與《千》的風格一脈相承）等，拍攝《千》時她能再重溫當年經歷；另一方面她也試圖重新探討當時的政治、社會問題。前者是回憶個人經驗從而尋索自己在歷史中的位置，後者則探討集體記憶對整代人身份建構的影響。
《客途秋恨》．自身經驗
鄭國雄則從另一個角度剖析集體與個人記憶的互動，他指許鞍華拍自傳色彩較重的作品如《今夜星光燦爛》(1988)、《客途秋恨》(1990)、《去日苦多》(1997) 等，企圖透過記憶自身的體驗，理性而深入地討論香港人面對歷史、文化和權力的洪流時應如何自處。筆者認為《客途秋恨》正是這樣的例子，戲中主角曉恩固然是許鞍華自己的化身，但她與日籍母親由分歧尖銳至和解，以及她對英國、日本、澳門、香港等的感情和依附，卻又是對香港人身份認同的深邃洞見。鄭說：「對許鞍華來說，個人就是社會和政治。」集體記憶固然影響個人身份的成型，但個人經驗投射出來卻又能成為集體歷史的一部分。許鞍華對運用自己和他人的個人經驗一樣擅長。《千言萬語》加插了數段由莫昭如演的街頭劇，述說七八十年代社會運動家吳仲賢的生平。郭麗容指這些街頭劇將吳仲賢塑造成一個「平凡英雄」，一如影片英文名稱「Ordinary Heroes」所言；吳仲賢等社運家在致力改善社會固然有其「英雄」一面，但街頭劇這型式帶來的草根味道，以及當中顯示的人性軟弱，卻能突顯其「平凡」之處。也許正因為吳仲賢平凡，他的個人歷史才能與廣大香港人拉上關係，郭便說吳仲賢的歷史沒有被「異色化」，而街頭劇的片段也建立起《千》的歷史背景框架。
台下聽眾也有問及街頭劇「吳仲賢的故事」到底有少象徵意義。回應台下提問與郭的討論時，許鞍華分享了她構思《千》的過程。她說整齣戲共寫了四個版本，到最後才決定把街頭劇「吳仲賢的故事」斬件放進影片中。加進街頭劇是因為她覺得這個形式有趣，但她自言此舉構思不夠周密，觀眾經常分不清莫昭如甚麼時候是旁述，甚麼時候飾演吳仲賢，她笑道在銀幕上用舞台劇畢竟危險。張美君也認為，《千》的這種結構有將吳仲賢浪漫化的傾向。
對不同電影表達形式的運用，許鞍華似乎都是順手拈來，顯得那麼漫不經意。在回應Hess對她電影採用紀錄片式的片段，她也說從未想過藉著這種手法帶出甚麼訊息，只是覺得紀錄片那種黑白很有特色。Hess認為《千言萬語》以黑白的紀錄片形式拍攝演員示威抗議，再加插歷史圖片，這種手法有助觀眾將整套電影歷史化。她指出紀錄片總無可避免帶有導演及攝影師的視點，而許鞍華也贊同所有紀錄片均有主觀成份，然而紀錄片總會試圖與客觀、現實等概念掛鉤，游說觀眾視電影中的描寫為真實歷史。與此同時，紀錄片卻又經常批判主流歷史。Hess認為《千》質疑了主流歷史中「社會進步」的論述，讓觀眾重新審視七八十年代的一頁；正如郭麗容的討論最後指出，那種被官方大歷史遺忘的社運爭扎、痛苦與迷惘，才是許鞍華所認同的歷史。
Hess指紀綠片中的視覺影像能夠有力地影響觀眾的歷史意識，鄭國雄則由倒敘鏡頭 (flashbacks) 探討許鞍華對歷史的看法，兩種表達方式對許鞍華電影中記憶、歷史、身份等母題同樣重要。鄭認為採用倒敘鏡頭是許鞍華電影的標記之一，這種手法對記憶、歷史等概念提出疑問。如果歷史是單向發展、斷裂地存在於過去的，倒敘鏡頭便會淪為背景資料。但是鄭卻指出許鞍華電影中的歷史不能以線性、順序來理解，那麼倒敘鏡頭便容許歷史與今天產生關係，讓過去與現在開展對話。
鏡頭下的歷史
鄭國雄點出許鞍華電影由表現手法（如運用倒敘鏡頭、中國傳統戲曲及詩詞）到主題都造就了其統一的個人風格，成為她電影中有如簽名的獨特標記。許鞍華作為香港導演必須面對電影工業的制肘，拍的也一直離不開主流劇情片或靈異片，然而她的電影卻做到了「主流中的另類」，在商業電影中加入藝術成分。鄭引用了巴贊 (Andre' Bazin) 的「作者論」(auteurism)，指許鞍華堪稱「作者」(auteur)。巴贊領導的《電影筆記》(Cahiers du Cinema) 雜誌在五十年代起以作者論分析電影，認為導演是電影的「作者」，主導整齣電影的靈魂，在電影工業的限制下創造出具強烈個人色彩、風格統一的影片。
許鞍華回應時卻一直否認自己是 auteur，也不覺得自己有甚麼統一的風格。誠然學者引用「作者論」之類的學說分析電影，有時的確令導演們感到太沉重，不過理論也有助開拓閱讀電影的嶄新角度。鄭國雄認為許鞍華是 auteur 而不自覺，許對此尊稱也不感厭惡，笑言會視之為恭維。她說一部電影拍出來便懸在導演與觀眾之間，兩者對它的看法總不會百分百一樣，然而這正是電影的魅力所在。導演和觀眾對電影的看法會不斷改變，賦予電影生命。正如討論香港身份問題時，許鞍華回應台下問題說，身份就是你怎樣看自己和別人怎樣看你，面對兩者分歧要不斷周旋。電影亦如是，不斷開展對話才能令電影有生存的活力。
儘管羅蘭•巴特 (Roland Barthes) 說「作者已死」，文本的一切意義應由讀者詮釋而來，不過主持工作坊的張美君開場時已表明：「我們不打算再次殺掉許鞍華，而是讓她現身說法，因為我相信她從未失去生命。」在整晚的討論裡，筆者發現過去與現在、集體與個人、導演與觀眾正不斷開展對話，而這個工作坊本身也是希望透過與許鞍華對話將她的電影更立體地呈現出來。許鞍華電影對社會問題、香港身份等的關注一向引來港人共鳴，一個讓眾人交換意見、開展對話的公共領域其實早已存在。
工作坊當天 (左起郭麗容、張美君、許鞍華、Nicole Hess、鄭國雄)
延伸閱讀
書名：《香港電影面面觀2001-2002》
許鞍華是2002年香港國際電影節的焦點導演，在這本特刊中便有數篇關於許鞍華的文章和專訪，有一定深度之餘亦不艱澀難懂，適合初研究許鞍華電影者。
文章：The Film Work of Ann Hui
(收錄於《The Cinema of Hong Kong》)
作者：Patricia Erens
如想再深入一步認識許鞍華的電影，而又不介意閱讀英文者，可以參考這篇收於《The Cinema of Hong Kong》文章。作者Erens曾任於香港大學任教比較文學，在這文章中便深入淺出地結合理論談許鞍華電影。
文章：Women on the Edges of Hong Kong Modernity: The Films of Ann Hui
(收錄於《At Full Speed》)
作者：Elaine Ho
香港大學英文系主任何漪漣教授從女性的公共空間來探討許鞍華電影，甚有創見。文章收於《At Full Speed》。
(原載《明報》世紀版，2003年12月19日)